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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价值千金的宋代官窑瓷器

时间:2014-04-17 15:44:15  来源:龙泉青瓷网(老版本)  作者:佚名

解密价值千金的宋代官窑瓷器: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,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,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,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。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,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宋代在“以文治天下”的国策下,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。尽管我们都知道,宋代的国土非常小,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,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。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,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,而且长达三百多年。

   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,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,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。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件作品,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。当时没有录音、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,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,非常遗憾。但是,有《清明上河图》这样的画卷,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,把整个汴梁的繁荣,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,全部反映出来。当时有客栈,有民居,有店铺,有作坊,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。宋代的官窑制度,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。

   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,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,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;谁是督陶官,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,来指挥烧窑;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,都有明确的记载。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,史料不全,非常不明确。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,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,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。由于不明确,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。尽管如此,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,还是不可估量的。

   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。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,窑址不明。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,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,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,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。我们推测,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,但至今没有找到,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。我们参考其他窑址,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;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,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,比如瓷胎画珐琅,就在紫禁城内烧造,位置在西华门附近。

   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到了宋徽宗时期,社会生活非常富足。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,酷爱艺术。大家都很清楚,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,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,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。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。史学家们认为:在绘画技巧上,宋徽宗高于李后主;在诗词技巧上,李后主高于宋徽宗。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―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。

   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,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。宋代的文思院,设有各种作坊,分工达三千多作。今天不能想象,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,怎么分?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。在三千多个门类中,反而没有“陶作”,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。我们分析原因,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,需要大量煤炭、木柴,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,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。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,所以能够容忍。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,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。

   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,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;又经过靖康之难,很多东西都毁掉了;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,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。

   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。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,有一个官窑瓶子。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,那次拿出来拍卖。这瓶子有一个名字,叫“琮式瓶”。“琮”是一种玉礼器,古代大量使用。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,念成“宗”,应该念“从”。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,琮用来礼地,璧用来礼天;琮外方内圆,璧外圆内圆。琮式瓶,就已知的资料来看,全世界只有四件,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,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,一件在台北故宫,最后一件就是这件。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。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,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。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,就是北宋的,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,非常幸运。

   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,容易被我们忽略。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,你从里面看是圆的,从外面看是方的。南宋以后,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。陶瓷工艺中,拉圆非常容易,搁在轮盘上,随着轮盘一转,立刻就能拉成圆形。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,要一点点拼接起来。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,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,然后单做四个三角,粘在四个角上,最后挂上釉去烧。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,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。

   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,总觉得是后人仿的。我们要知道,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,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,就是我为什么要仿。比如,我就想造假。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,就是想造假,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,没有其他目的。那么,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。在赢利的前提下,就有一个成本问题。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,就不会赢利,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。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,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、晚明、康乾盛世、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。那么,宋代官窑,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,没有这个必要。到了明代,晚明时期的收藏中,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,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。到了康乾盛世,尤其到了雍正时期,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,所以摹制了很多。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,不追求一模一样,就追求形似,意思到了就可以。所以,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,就写着“大清雍正年制”,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,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。那么从这点推断,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,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,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。后来,这件琮式瓶被拍卖,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,被公认是北宋官窑。

   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?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,而不在多数人手里。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,你就可以知道,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。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,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,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,还非得要这么认为,那就出问题了。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你觉得有把握,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;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,就不应该执迷不悟。简单地说,瞎子拿一个瞎活儿,就更瞎了。

    公元1127年,南宋接替北宋。当时为了区分,北宋官窑就称为“旧官”,南宋官窑就称为“新官”。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,一个是郊坛下,一个是修内司。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,一个是20年代,一个是90年代。

    南宋顾文荐《负暄杂录》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,不堪用,遂命汝州造青窑器……宣政间,京师自置窑烧造,名曰官窑。中兴渡江……袭徽宗旧制,置窑于修内司,造青器,名内窑。澄泥为范,极其精致,油(釉)色莹彻,为世所珍。后郊坛下别立新窑,亦曰官窑,比旧窑大不侔矣。”“本朝”指宋朝。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,不好用,于是造出青瓷器。北宋宣和、政和年间,京师自己安排烧造,名曰官窑。“中兴渡江”,指南宋建都杭州,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,明明是吃了败仗,被迫跑到南边,但说得很好听。所谓“袭徽宗旧制”,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,先后在修内司、郊坛下烧造青瓷。“大不侔”,就是大不一样,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
   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,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,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,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。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,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宋代在“以文治天下”的国策下,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。尽管我们都知道,宋代的国土非常小,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,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。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,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,而且长达三百多年。

 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,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,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。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件作品,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。当时没有录音、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,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,非常遗憾。但是,有《清明上河图》这样的画卷,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,把整个汴梁的繁荣,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,全部反映出来。当时有客栈,有民居,有店铺,有作坊,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。宋代的官窑制度,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。

   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,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,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;谁是督陶官,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,来指挥烧窑;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,都有明确的记载。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,史料不全,非常不明确。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,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,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。由于不明确,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。尽管如此,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,还是不可估量的。

   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。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,窑址不明。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,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,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,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。我们推测,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,但至今没有找到,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。我们参考其他窑址,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;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,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,比如瓷胎画珐琅,就在紫禁城内烧造,位置在西华门附近。

   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到了宋徽宗时期,社会生活非常富足。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,酷爱艺术。大家都很清楚,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,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,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。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。史学家们认为:在绘画技巧上,宋徽宗高于李后主;在诗词技巧上,李后主高于宋徽宗。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―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。

   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,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。宋代的文思院,设有各种作坊,分工达三千多作。今天不能想象,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,怎么分?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。在三千多个门类中,反而没有“陶作”,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。我们分析原因,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,需要大量煤炭、木柴,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,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。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,所以能够容忍。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,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。

   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,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;又经过靖康之难,很多东西都毁掉了;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,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。

   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。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,有一个官窑瓶子。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,那次拿出来拍卖。这瓶子有一个名字,叫“琮式瓶”。“琮”是一种玉礼器,古代大量使用。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,念成“宗”,应该念“从”。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,琮用来礼地,璧用来礼天;琮外方内圆,璧外圆内圆。琮式瓶,就已知的资料来看,全世界只有四件,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,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,一件在台北故宫,最后一件就是这件。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。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,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。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,就是北宋的,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,非常幸运。

   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,容易被我们忽略。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,你从里面看是圆的,从外面看是方的。南宋以后,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。.陶瓷工艺中,拉圆非常容易,搁在轮盘上,随着轮盘一转,立刻就能拉成圆形。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,要一点点拼接起来。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,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,然后单做四个三角,粘在四个角上,最后挂上釉去烧。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,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。

   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,总觉得是后人仿的。我们要知道,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,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,就是我为什么要仿。比如,我就想造假。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,就是想造假,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,没有其他目的。那么,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。在赢利的前提下,就有一个成本问题。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,就不会赢利,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。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,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、晚明、康乾盛世、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。那么,宋代官窑,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,没有这个必要。到了明代,晚明时期的收藏中,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,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。到了康乾盛世,尤其到了雍正时期,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,所以摹制了很多。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,不追求一模一样,就追求形似,意思到了就可以。所以,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,就写着“大清雍正年制”,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,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。那么从这点推断,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,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,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。后来,这件琮式瓶被拍卖,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,被公认是北宋官窑。

   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?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,而不在多数人手里。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,你就可以知道,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。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,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,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,还非得要这么认为,那就出问题了。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你觉得有把握,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;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,就不应该执迷不悟。简单地说,瞎子拿一个瞎活儿,就更瞎了。

    公元1127年,南宋接替北宋。当时为了区分,北宋官窑就称为“旧官”,南宋官窑就称为“新官”。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,一个是郊坛下,一个是修内司。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,一个是20年代,一个是90年代。

    南宋顾文荐《负暄杂录》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,不堪用,遂命汝州造青窑器……宣政间,京师自置窑烧造,名曰官窑。中兴渡江……袭徽宗旧制,置窑于修内司,造青器,名内窑。澄泥为范,极其精致,油(釉)色莹彻,为世所珍。后郊坛下别立新窑,亦曰官窑,比旧窑大不侔矣。”“本朝”指宋朝。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,不好用,于是造出青瓷器。北宋宣和、政和年间,京师自己安排烧造,名曰官窑。“中兴渡江”,指南宋建都杭州,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,明明是吃了败仗,被迫跑到南边,但说得很好听。所谓“袭徽宗旧制”,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,先后在修内司、郊坛下烧造青瓷。“大不侔”,就是大不一样,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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